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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藥的來源，除部分人工制品外，主要取材于天然的動、植物和礦物。早在《神農本草經·序錄》中，對于藥物產地選擇就有：“土地所生，真偽陳新”的論述。因此中藥產地是否適宜，對于藥材質量的影響是很重要的。
　　《千金翼方·卷一》中更有“藥出州土”的專論，其中列舉了519種中藥的產地分布。歷代醫藥家十分重視中藥的產地，并在長期的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知識。近代以來，人們利用現代科學技術，發現了中藥的產地與藥物有效成分含量有密切關系，并在這一方面取得了較多的成果。因此，藥物產地的選擇是保證藥材質量的重要前提。
　　天然藥材的分布和生產，離不開一定的自然條件。我國疆域遼闊，縱橫萬里，江河湖澤如織，山陵丘壑遍布，平原沃野無邊，海域東南浩瀚。自然地理狀況復雜，水土、氣候、日照、生物分布差別很大，生態環境亦各不相同。因而天然中藥材的生產多有一定的地域性，且產地與其產量、質量有密切關系。古代醫藥家經過長期使用、觀察和比較，觀察到即便是分布較廣的藥材，也由于自然條件的不同，各地所產其質量優劣不一樣，并逐漸形成了“道地藥材”的概念。
　　道地藥材的形成，與藥材產地、品種、質量等多種因素有關，而臨床療效則是其關鍵因素。如四川的黃連、川芎、附子，江...

　　根據事物的同和異把事物集合成類的過程，即稱為分類。分類的方法，是人們認識和區分事物的一種常用的方法。中藥的分類，就是根據中藥同和異將其分成不同的類別，從而達到掌握藥物特性和更好地利用藥物的一種方法。不同的學科根據不同的目的，采用切合實際的分類方法，將眾多無緒的藥物進行系統的分門別類，對于中藥的認識、掌握和利用，可以提高效率和提供許多的便利。
　　中藥的分類，有著悠久的歷史。早在《周禮·天官》就有“以五味、五谷、五藥養其病”的記載，對于其中的“五藥”，漢代鄭玄注曰“五藥：草、木、蟲、石、谷。”可見在漢代已有對藥物進行分類的論述。在本草書籍中，分類的記載始見于《神農本草經》，書中根據其藥性、功效、毒性等特性，將365種藥物分別歸納為上品、中品、下品三類。此后，梁代陶弘景在其所著的《本草經集注》中，在“五藥：草、木、蟲、石、谷”的基礎上，進一步將730種藥物分為玉石、草木、蟲獸、果、菜、米食及有名無實等七類，從而確立了中藥按自然屬性的分類方法。越到后世，不僅分類的方法越來越多，越來越完善；而且分類的理論也越來越豐富。
　　中藥分類的方法雖然很多，但傳統的分類方法，概括起來可分為兩大系統：即藥性分類法和自然分類法。
　　藥性分類法，是根據中藥藥性、功效等特性進行分類的一類分類方法。因為它有利于醫家掌握藥物性能，故為歷代醫家所習用。性能是藥物有別于其他物質的大特性，因此大多數本草書籍的分類，都少不了用它來進行歸納。這也是多數按自然屬性分類的本草書籍，仍保留了三品分類方法的原因。
　　藥性分類法，首創于《神農本草經》，它的三品分類法，以“上藥……為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多服久服不傷人”，“中藥……為臣，主養性以應人，無毒有毒”，“下藥……為佐使，主治病以應地，多毒，不可久服” 為其分類的理論依據。雖然分類比較簡略，但對臨床有一定的指導意義。在本草典籍中，三品分類開創了藥物分類的先河，因此對后世影響深遠。雖然梁代陶弘景創立了按自然屬性分類的方法，但一直到唐宋金元，歷代修訂本草，仍然保存了三品分類的屬性，并以之作為分類的依據。即使是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徹底打破了三品分類的方法，但仍在藥名下對《本經》、《別錄》藥物的三品屬性作了注釋。然而由于藥物的日益增多和對藥物認識上的不斷深化，這種分類方法的局限性便日見暴露出來，單憑三品分類的方法已不能適應客觀需要。后世醫藥學家，結合臨床實踐不斷總結出了更為切用的分類方法。如唐代陳藏器在《本草拾遺》中，首創了“十劑”分類法，根據藥物功效歸納為“宣、通、補、泄、輕、重、澀、滑、燥、濕”十類。它的分類理論是：“宣可去窒，……通可去滯，……補可去弱，……泄可去閉，……輕可去實，……重可去怯。……澀可去脫，……滑可去著，……燥可去濕，……濕可去枯”。這對于臨床用藥具有很好的指導作用。金元期間的李東垣，將臨床常用的100余種中藥，根據升降浮沉的理論，將其分成五類。又署名為李東垣而實為后人所托的《藥性賦》，則按藥物四性(寒、熱、溫、平)進行分類。尤其是明、清以來，醫藥學家們相繼總結了不少臨床實用的功效分類方法。如明代王綸在其所著的《本草集要》中，將藥物按功效分列為治“氣、寒、血、熱、痰、濕、風、燥、瘡、毒、婦人、小兒”等12門。每一門中又分若干小類，如治氣門分“補氣清氣溫涼藥、行氣散氣降氣藥、溫氣快氣辛熱...

　　中藥的來源廣泛，品種繁多，其名稱也較復雜，但一般也有一定的規律可循。中藥的名稱往往反映了它一定的特征，故對于掌握中藥的某些知識有一定的幫助。中藥的命名法則，概括起來有以下幾種：
　　1.按藥用部分命名 以入藥部分命名的中藥為廣泛，大多數的中藥多以其部位作為命名的依據。如葛根、蘆根、山豆根、板藍根、白茅根、麻黃根等，都是以根入藥；而枇杷葉、桑葉、側柏葉、淡竹葉、艾葉、荷葉、紫蘇葉等，則都是以葉入藥的；以花入藥的有芫花、金銀花、菊花、厚樸花、月季花等；以種子、種仁入藥的則有車前子、芥子、蘇子、青葙子、蛇床子、菟絲子、葶藶子、桃仁、杏仁、火麻仁等，以種皮、莖皮及根皮入藥的有大腹皮、陳皮、桂皮、秦皮、苦楝皮、地骨皮、桑白皮、白鮮皮、五加皮等；以全草入藥的有仙鶴草、燈心草、車前草、老鸛草、金錢草、旱蓮草；以莖枝入藥的有桑枝、桂枝、紫蘇梗等；以藤莖入藥的有石楠藤、青風藤、海風藤、絡石藤、雞血藤等。動物藥中有以器官、組織入藥的，如雞內金、鹿茸、鹿角、熊膽汁、豬膽汁、海狗腎、黃狗腎等；以蟲類動物全體入藥的有九香蟲、地鱉蟲、虻蟲、僵蟲、全蟲等；其他如陽起石、花蕊石、海浮石、寒水石、滑石、滋石、代赭石、爐甘石等，則都是以礦石入藥而得名的。
　　2.按藥物產地命名 一般以主產區來命名，多為當地的地道藥材。在古代有按當時的國名來命名的：如秦艽、秦椒、吳茱萸等；后世則多以當時的行政區來命名：如四川產的川烏、川芎、川貝母、川楝子、川牛膝等，東北產的北細辛、北口芪、關防風、關木通、遼五味等；浙江的杭白芍、杭菊花等；河南懷慶府(今新鄉地區)產的“四大懷藥”(懷生地、懷牛膝、懷山藥、懷菊花)等，江蘇產的蘇薄荷、蘇藿香等。從國外進口的則多冠以胡、番之名：如胡椒、胡麻仁、胡桃仁、胡黃連、番木鱉、番瀉葉等。
　　3.按藥物氣味命名 以藥物特有的氣、味來命名，對于藥物的真偽鑒別有一定的意義。如麝香、丁香、木香、沉香、檀香、蘇合香、松香、乳香等，都是以其具有特異香氣而得名的；又如具魚腥氣的魚腥草；敗醬氣的敗醬草等，也是以其是特異氣味而得名的；而苦味的龍膽草、苦參、苦楝皮等，甜味的甘草、甜杏仁等，多味的五味子，咸味的咸蓯蓉，則均以其藥味作為命名的依據。
　　4.按性能命名 以藥物性能作用命名：如活血調經的...

　　中藥的品種，一般指藥品的種數而言。品和種可以單獨作為中藥數目的計量單位，但多合稱作為中藥數目的計算單位。不過“品”還可以作為中藥分類的名詞，如《本經》中的上品、中品等。品種繁多也是中藥的一大特點，同時它在諸多的傳統藥物中，也是一大優勢。對于中藥品種的計數方法，各本草書籍不盡一致。有以條目為單位的，有以藥品（處方名）為單位的。多數本草書籍，尤其是各歷史時期具代表性和綜合性的本草，多是以所載條目（往往一條中記有多[sa1]物種）為計數單位的；而少數本草書籍，如一些辭書，則多以藥品（如入藥部位）作為品種計數單位，有的地方把后者稱為“味”。可見，品、種、味，都可作中藥數目的計量單位，但通常以種或品種為主，其次是味，而單獨以品作計數單位者甚少。
　　中藥品種繁多，是由于中藥長期發展而形成的。中藥品種的發展，往往與祖國醫學的發展是分不開的。一般來說，越是古代，發展越緩慢；而越是接近現代，其發展也就越快。在古代經典之中，散記的藥物甚少，如《詩經》、《山海經》所載藥名，多為百余種而已。到了漢代，我國現存的第一部本草專著《神農本草經》，則載藥已達365種；其后，梁代陶弘景的《本草經集注》收載藥物就增加到了730種；唐代《新修本草》發展為844種（或作850種）；而后，宋代唐慎微的《證類本草》，增至1744種；明代李時珍的《本草綱目》更集16世紀以前本草學之大成，收載藥物達1892種（實為1897種）；清代趙學敏的《本草綱目拾遺》，又在《本草綱目》的基礎上新增了大量的民間藥物，使本草典籍所載藥物達到2600余種。然而應當指出，以上所舉各個時期的本草著作，其所記藥物數目，并非當時藥物的全部，但也基本反映了各個歷史時期藥物的發展概貌。藥物品種增加快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以來，在50年代至80年代中，先后進行過三次全國性的中藥大普查，基本上摸清了全國（除臺灣省外）中草藥資源的分布于品種，總計達12807種。
　　中藥品種的不斷發展，為疾病的防治提供了豐富的物質基礎，但是中藥品種從《神農本草經》的365種，發展到《本草綱目》的1892（1897）、《本草綱目拾遺》的2600余種，并不是簡單地數目的增加，而是通過多種方式來實現的。就其發展的形式而言，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
　　（一）搜集整理民間用藥經驗，不斷增加新的品種。
　　這是中藥品種發展的主要形式。如《名醫別錄》的形成,就是漢代以來眾多名醫在《神農本草經》的基礎上,搜集整理當時民間用藥經驗而形成的。其他如唐代陳藏器的《本草拾遺》、清代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都是這方面的代表著作。典型的就是近年來我國多次開展的藥源大普查，從調查中搜集整理出新品種達近萬種。
　　（二）增加原來藥物的藥用部位，擴大藥味新品種。
　　有些藥物首先只用其一個部位，而后來增加了其他入藥部位，形成了新的品種。如瓜蔞一藥，在《神農本草經》中，只有瓜蔞根（即天花粉），到了《名醫別錄》又增加了瓜蔞實，后世進一步又根據的瓜蔞實的藥用部位的不同，且其功效亦不盡相同，而將其分為全瓜蔞、瓜蔞子、瓜蔞殼等多個品種。又如在《名醫別錄》有忍冬藤一藥，當時中用其藤莖，后世進而用其花，到了明清時代，主要用其花，因而金銀花就成了新增品種。典型的要算“蓮”了，在《神農本草經》中只有蓮實（即蓮子），到了《名醫別錄》又增加了藕節，后世進而擴大到蓮須、蓮心、蓮蕊、荷葉、荷梗、荷蒂等共15個部位入藥，增加到15個品種。
　　（三）從正種的附藥中和多來源藥物中獨立成為新的品種。
　　在古代本草中，往往把新發現的形態或藥效相近的藥物附在原有藥物之后，稱為附藥。如在宋代《本草圖經》的貝母藥圖中就附有葫蘆科的土貝母一藥（因其根與貝母相近），但其主要功效不盡相同，近代已把它作土貝母單列為新的品種。又如石竹科的銀柴胡，在古本草中，多附于傘形科的柴胡條下，而《本草綱目拾遺》卻把它單獨立為新的品種。從附藥發展新品種，還有一種方式，即通過不同的炮制方法來實現。如《神農本草經》的干姜，后世分出了生姜、炮姜、姜皮等。從多來源的藥物中分列，也是發展新品種的途徑之一，如古本草中的木通，包括了毛茛科、馬兜鈴科、白木通科多種植物在不同地方作為木通應用，而現代藥典分別把毛茛科、馬兜鈴科的木通分別列為川木通、關木通。
　　（四）從親緣相近的藥物或生物中分列或尋找新的品種...

　　中藥的性能，指與中藥治療作用有關的性質和功能。是所有的藥物共同具有的一些普遍特性。中藥的性能理論，又稱為藥性理論。它既是中藥功效的高度概括，也是認識中藥功效和應用中藥的理論基礎。
　　祖國醫學認為，任何疾病的發生、發展過程，都是致病因素作用于人體，而致機體陰陽偏盛偏衰、臟腑經絡功能失調的結果。因而，藥物防病治病的基本作用，不外乎祛邪去因，扶正固本，協調臟腑經絡功能，從而糾正機體陰陽偏盛偏衰，使其恢復陰平陽秘。藥物之所以能夠針對病情，發揮上述基本作用，是由于各種藥物各自具有若干特性和作用，前人也稱之為藥物的偏性，意思是說以藥物的偏性糾正疾病所表現的陰陽偏盛或偏衰。古人未能對藥物作用的物質基礎進行深入的探究，以藥物的偏性來解釋藥物作用的基本原理，這是對藥物作用的高度概括。清代醫家徐洄溪總結說：“凡藥之用，或取其氣，或取其味……或取其所生之時，或取其所生之地，各以其所偏勝而即資之療疾，故能補偏救弊，調和臟腑，深求其理，可自得之。”則不僅指出了“凡藥之用”“各以其所偏勝而即資之療疾”，而且進一步對藥物的各種偏性作了探求。
　　中藥治療疾病的偏性是多種多樣的，將其復雜的性質與功能概括起來，主要有四氣、五味、升降浮沉、補瀉、歸經、有毒無毒等方面。這些性能理論，是我國歷代醫家在長期醫療實踐中，根據藥物的治療作用，在中醫的陰陽、臟腑、經絡等理論指導下總結出來的。它是祖國醫學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賴以們學習、應用和研究中藥必須掌握的基本理論知識。
　　五味的本義是指藥物和食物的真實滋味。藥食的滋味可以通過口嘗而察得。由于藥食“入口則知味，入腹則知性”，因此古人將藥食的滋味與作用聯系起來，并用滋味來解釋藥食的作用。而在醫學中則以之作為概括藥物作用的理論，這樣就形成了初的五味理論。
　　五味理論在春秋戰國時代是以飲食調養的理論出現的，如四時五味的宜忌，過食五味所產生的不良后果等。五味作為藥性理論早見之于《內經》、《本經》之中。《內經》對五味的作用和應用及陰陽五行屬性都做了比較系統的論述，《本經》不僅明確指出“藥有酸、咸、甘、苦、辛五味”，還以五味配合四氣，共同標明每種藥物的藥性特征，從而為五味理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經后世歷代醫家的補充，逐步完善了中藥的五味理論。
　　藥性的五味，是指藥物有酸、苦、甘、辛、咸五種不同的味道，因而具有不同的治療作用。有些藥物還具有淡味或澀味，因而實際上不止五種。但是，五味是基本的五種滋味，所以仍然稱為五味。
　　藥物五味的認定，首先是通過口嘗，即用人的感覺器官辨別出來的，它是藥物真實味道的反映；但五味更重要的則是通過長期的臨床實踐觀察，不同味道的藥物作用于人體，產生的不同反應和獲得不同的療效，而被歸納總結出來的。也就是說，五味不僅僅是藥物味道的真實反映，更重要的是對藥物作用的高度概括。自從五味作為歸納藥物作用的理論出現后，五味的“味”也就超出了味覺的范圍，而是建立在功效的基礎之上了。因此，本草書籍的記載中有時出現與實際口嘗味道不相符的地方。總之，五味的含義既代表了藥物味道的“味”，又包含了藥物作用的“味”，而以后者為據構成了五味理論的主要內容。五味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樣，具有陰陽五行的屬性，《內經》云：“辛甘淡屬陽，酸苦咸屬陰。”《洪范》謂：“酸味屬木、苦味屬火、甘味屬土、辛味屬金、咸味屬水。”《素問·藏氣法時論》指出：“指出：“辛散、酸收、甘緩、苦堅、咸軟。”這是對五味屬性和作用的早概括。后世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補充，日臻完善。現據前人的論述，結合臨床實踐，將五味的作用及主治病證分述如下：
　　辛，“能散能行”，即具有發散、行氣、行血的作用。一般來講，解表藥、行氣藥、活血藥多具辛味。因此辛味藥多用治表證及氣血阻滯之證。如蘇葉發散風寒、木香行氣除脹、川芎活血化瘀等。此外，《內經》云：“辛以潤之”，就是說辛味藥還有潤養的作用，如款冬花潤肺止咳，菟絲子潤補腎等。大多數辛味藥以行散為功，故“辛潤”之說缺乏代表性。此外，一些具有芳香氣味的藥物往往也標上“辛”，亦稱辛香之氣。這樣，辛就不只與味覺，而且與嗅覺有關了。隨著中外交流的發展，外來香料、香藥不斷輸入。到了宋代，由于香藥盛行，應用范圍日益擴大，對芳香藥物作用的認識也不斷豐富。具有芳香氣味的辛味藥，除有能散、能行的特點之外，還分別具有芳香辟穢，芳香化濕，醒脾開胃，芳香開竅等作用。
　　甘，“能補能和能緩”，即具有補益、和中、調和藥性和緩急止痛的作用。一般來講，滋養補虛、調和藥性及制止疼痛的藥物多具有甘味。甘味藥多用治正氣虛弱、身體諸痛及調和藥性、中毒解救等幾個方面。如人參大補元氣、熟地滋補精血、飴糖緩急止痛、甘草調和藥性并解藥食中毒等。
　　酸， “能收能澀”，即具有收斂、固澀的作用。一般固表止汗、斂肺止咳、澀腸止瀉、固精縮尿、固崩止帶的藥物多具有酸味。酸味藥多用治體虛多汗、肺虛久咳、久瀉腸滑、遺精滑精、遺尿尿頻、崩帶不止等證。如五味子固表止汗，烏梅斂肺止咳、五倍子澀腸止瀉、山茱萸澀精止遺以及赤石脂固崩止帶等。
　　苦，“能泄、能燥、能堅”，即具有清泄火熱、泄降氣逆、通泄大便、燥濕、堅陰(瀉火存陰)等作用。一般來講，清熱瀉火、下氣平喘、降逆止嘔、通利大便、清熱燥濕、苦溫燥濕、瀉火存陰的藥物多具有苦味。苦味藥多用治熱證、火證、喘咳、嘔惡、便秘、濕證、陰虛火旺等證。如黃芩、梔子清熱瀉火，杏仁、葶藶子降氣平喘，半夏、陳皮降逆止嘔，大黃、枳實瀉熱通便，龍膽草、黃連清熱燥濕，蒼術、厚樸苦溫燥濕，知母、黃柏瀉火存陰等。
　　咸，“能下、能軟”，即具有瀉下通便、軟堅散結的作用。一般來講，瀉下或潤下通便及軟化堅積、消散結塊的藥物多具有咸味。咸味藥多用治大便燥結、瘰疬痰核、癭瘤、癥瘕痞塊等癥。如芒硝瀉熱通便，海藻、牡蠣消瘰散癭，鱉甲、土鱉蟲軟堅消癥等。此外，《素問·宣明五氣篇》還有“咸走血”之說。腎屬水，咸入腎，心屬火而主血，咸主血即以水勝火之意。如大青葉、玄參、紫草、青黛、白薇都具有咸味，均入血分，同具有清熱涼血解毒之功。《素問·至真要大論》又云：“五味入謂，各歸所喜攻……咸先入腎。”故不少入腎經的咸味藥如紫河車、海狗腎、蛤蚧、龜板、鱉甲等都具有良好的補腎作用。同時為了引藥入腎增強補腎作用，不少藥物如知母、黃柏、杜仲、巴戟天等藥用鹽水炮制也是這個意思。
　　淡，“能滲、能利”，即具有滲濕利水的作用，故不少利水滲濕的藥物都具有淡味。淡味藥多用治水腫、腳氣、小便不利之證。如薏苡仁、通草、燈心草、茯苓、豬苓、澤瀉等。由于《本經》未提淡味，后世有些醫家主張“淡附于甘”，然淡味與甘味的作用，各具自己的特點，應該分別論述為是。
　　澀，與酸味藥的作用相似，多用治虛汗、泄瀉、尿頻、遺精、滑精、出血等證（癥）。如蓮子固精止帶，禹余糧澀腸止瀉，[sa4]烏曲骨收澀止血等。故本草文獻常以酸味代表澀味功效，或與酸味并列，標明藥性。
　　以上是五味藥性的基本內容。但就某一具體藥物來說，則當具體分析。藥物的味往往單味者少，多數藥物具有幾種味，對這些藥物功效的認定，必須全面綜合并結合臨床療效來認識概括。此外，上述的五味作用，只是藥性的一個方面，對于藥物性能的全面認識，必須結合其他特性，才能全面地掌握藥物功能。
　　四氣，即指藥物具有寒、熱、溫、涼四種不同的藥性。它是通過調節機體寒熱變化來糾正人體陰陽盛衰的，為說明藥物作用性質的重要藥性理論。
　　對于四氣的認識，起源甚早。《漢書藝文志·方技略》曰：“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于平。”可知藥性分寒溫，不晚于西漢時代。文中還指出藥性之寒熱，是“因氣感之宜”所形成，所以《本經》首先提出了“又有寒熱溫涼四氣”。可見早藥性的四氣，是以四時氣候特征來概括藥物性能的。然而宋代寇宗奭為了避免與藥物的香臭之氣相混淆，主張將“四氣”改為“四性”。李時珍亦從其說，謂“寇氏言寒熱溫涼是性，香臭腥燥是氣，其說與《禮記》文合。但自《素問》以來，只以氣味言，卒能改易，故從舊爾。”。寇、李之論，雖然亦有其理，然而未能說明四氣的原始含義。
　　四氣藥性也和五味一樣，寓有陰陽屬性，即寒涼屬陰，溫熱屬陽。寒涼與溫熱是相對立的兩種藥性，而寒涼與溫熱之間則僅是程度上的不同，即“涼次于寒”、“溫次于熱”。有些本草文獻對藥物的四性還用“大熱”、“大寒”、“微溫”、“微涼”加以描述，這是對中藥四氣程度不同的進一步區分，示以斟酌使用。此外，四性以外還有一類平性藥，它是指寒熱之性不明顯、藥性平和、作用較緩和的一類藥。一般平性藥物的功效主要通過五味和其他藥性來反映出來。
　　藥性的寒熱溫涼是由藥物作用于人體所產生的不同反應和所獲得的不同療效而總結出來的...

　　中藥的服用法，一般泛指中藥應用的方法。中藥應用方法內容廣泛，本章分別講述中藥的給藥途徑、煎煮方法和服藥方法四個方面。由于中藥臨床應用以湯劑為主，故重點介紹中藥的煎煮方法及服用方法。
　　一、給藥途徑
　　給藥途徑亦是影響藥物療效的因素之一。在長期的用藥實踐中，我們的祖先創立了許多用藥方法。在給藥途徑方面，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中藥的傳統給藥途徑，主要以內服和外用（口服和皮膚用藥）為主。此外還有吸入、舌下給藥、粘膜表面給藥、直腸給藥等多種途徑。20世紀30年代以來，中藥的給藥途徑又增添了皮下注射、肌內注射、穴位注射和靜脈注射等。
　　不同的給藥途徑各有其特點。因為機體的不同組織對于藥物的吸收性能不同，對藥物的敏感性亦有差別，藥物在不同組織中的分布、消除情況也不一樣。所以，給藥途徑不同，會影響藥物吸收的速度、數量以及作用強度。有的藥甚至必須以某種特定途徑給藥，才能發揮某種作用。如石膏的清熱瀉火，以內服為主；而收濕斂瘡，必須是煅后外用。臨床用藥時，具體應選擇何種途徑給藥，應綜合考慮藥物的作用特點與證情的需要。而病證與藥物對給藥途徑的選擇，還須通過對劑型的選擇來體現的。
　　二、煎煮方法
　　中藥的療效與劑型類別的選擇及制劑工藝的操作當否有著密切關系。由于湯劑是臨床應用為常用的劑型，且大多由病家自制，因此，掌握正確的煎煮方法，也是保證臨床用藥療效發揮的重要條件。尤其是用水與火候的掌握，更是煎藥的關鍵。故李時珍曰：“凡服湯藥，雖品物專精，修治如法，而煎藥者魯莽造次，水火不良，則藥亦無功。”
　　（一）煎藥器皿
　　好先用陶瓷器皿，如沙鍋、砂罐。因其化學性質穩定，不易與藥物成分發生化學反應，并且導熱均勻，保暖性能好。其次可用白色搪瓷器皿或不銹鋼鍋。煎藥器皿切忌用鐵、銅、鋁等金屬器具。因這些金屬元素易與藥液中的化學成分發生化學反應，致使療效降低，甚至還可產生毒副作用。
　　（二）煎藥用水
　　煎藥用水以無污染的井水、長流水為好，現在城市里，則多以自來水為主。一般來說，凡人們在生活上可作飲用的水都可用來煎煮中藥。但必須是無異味、潔凈澄清，含礦物質及雜質少。加水多少也是煎好藥的重要一環。加水量的掌握，原則上應根據飲片質地疏密、吸水性能及煎煮時間長短來確定。一般用水量為將飲片適當加壓后，液面淹沒過飲片約2厘米為宜。若質地堅硬、粘稠，或需久煎的藥物，加水量可比一般藥物略多；而質地疏松，或有效成分容易揮發，煎煮時間較短的藥物，則加水量可比一般藥物略少。為了有利于有效成分的充分溶出，縮短煎煮時間，避免因煎煮時間過長，導致部分有效成分耗損、破壞過多。煎煮之前多數藥物宜用冷水浸泡，一般藥物可浸泡20～30分鐘，以種子、果實為主的藥可浸泡1小時。夏天氣溫高，浸泡時間不宜過長，以免腐敗變質。
　　（三）煎煮火候
　　煎煮中藥還應注意火候與煎煮時間的長短。一般藥物宜先武火后文火，即未沸大火，沸后用小火保持微沸狀態，以免藥汁溢出或過快熬干。解表藥及其他芳香性藥物，一般用武火迅速煮沸，改用文火維持10～15分鐘左右即可。有效成分不易煎出的礦物類、骨角類、貝殼類、甲殼類藥及補益藥，一般宜文火久煎，以使有效成分能充分溶出。
　　（四）煎煮次數
　　一般來說，一劑藥可煎三次，少應煎兩次。因為煎藥時藥物有效成分首先會溶解在進入藥材組織的水液中，然后再擴散到藥材外部的水液中。到藥材內外溶液的濃度達到平衡時，因滲透壓平衡，有效成分就不再溶出了，這時，只有將藥液濾出，重新加水煎煮，有效成分才能繼續溶出。為了充分利用藥材，避免浪費，一劑藥好煎煮兩次或三次。湯劑煎成后應榨渣取汁。因為一般藥物[sa9]熾水煎煮后都會吸附一定藥液。其次主藥液中的有效成分可能被藥渣再吸附。如藥渣不經壓榨取汁就拋棄，會造成有渣中所含有效成分所占比例會更大，榨渣取汁的意義就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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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伍是指有目的地按病情需要和藥性特點，有選擇地將兩味以上藥物配合同用。
　　前人把單味藥的應用同藥與藥之間的配伍關系稱為藥物為“七情”。“七情”的提法首見于《神農本草經》。其序例云：“藥……有單行者，有相須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惡者，有相反者，有相殺者。凡此七情，合和視之。”其中首先談到“單行”。單行就是指用單味藥治病。病情比較單純，選用一味針對性較強的藥物即能獲得療效，如清金散單用一味黃芩治輕度的肺熱咯血；現代單用鶴草芽驅除絳蟲，以及許多行之有效的“單方”等。它符合簡便廉驗的要求，便于使用和推廣。但若病情較重，或病情比較復雜，單味應用難以避免不良反應，因此往往需要同時使用兩種以上的藥物。藥物配合使用，藥與藥之間會發生某些相互作用如有的能增強或降低原有藥效，有的能抑制或消除毒副作用，有的則能產生或增強毒副反應。因此，在使用兩味以上藥物時，必須有所選擇，這就提出了藥物配伍關系問題。前人總結的“七情”之中，除單行者外，其余六個方面都是講配伍關系。現分述如下。
　　(一)相須
　　即性能功效相類似的藥物配合應用，可以增強原有療效。如石膏與知母配合，能明顯增強清熱瀉火的治療效果；大黃與芒硝配合，能明顯增強攻下瀉熱的治療效果；全蝎、蜈蚣同用，能明顯增強止痙定搐的作用。
　　(二)相使
　　即在性能功效方面有某些共性，或性能功效雖不相同，但是治療目的一致的藥物配合應用，而以一種藥為主，另一種藥為輔，能提高主藥療效。如補氣利水的黃芪與利水健脾的茯苓配合時，茯苓能提高黃芪補氣利水的治療效果；黃連配木香治濕熱泄利，腹痛里急，以黃連清熱燥濕、解毒止為主，木香調中宣滯、行氣止痛，可增強黃連治療濕熱瀉的效果；雷丸驅蟲，配伍瀉下通便的大黃，可增強雷丸的驅蟲效果。
　　(三)相畏
　　即一種藥物的毒性反應或副作用，能被另一種藥物減輕或消除。如生半夏和生南星的毒性能被生姜減輕或消除，所以說生半夏和生南星畏生姜。
　　(四)相殺
　　即一種藥物能減輕或消除另一種藥物的毒性或副作用。如生姜能減輕或消除生半夏和生南星的毒性或副作用，所以說生姜殺生半夏和生南星的毒。由此可知，相畏、相殺實際上是同一配伍關系的兩種提法，是藥物間相互對待而言的。
　　(五)相惡
　　即兩藥合用，一種藥物能使另一種藥物原有功效降低，甚至喪失。如人參惡萊菔子，因萊菔子能削弱人參的補氣作用。
　　相惡，只是兩藥的某方面或某幾方面的功效減弱或喪失，并非二藥的各種功效全部相惡。如生姜惡黃芩，只是生姜的溫肺、溫胃功效與黃芩的清肺、清胃功效互相牽制而療效降低，但生姜還能和中開胃治不欲飲食并喜嘔之癥，黃芩尚可清泄少陽以除熱邪，在這些方面，兩藥并不一定相惡。
　　兩藥是否相惡，還與所治證候有關。如用人參治元氣虛脫或脾肺純虛無實之證，而伍以消積導滯的萊菔子，則人參補氣效果降低。但對脾虛食積氣滯之證，如單用人參益氣，則不利于積滯脹滿之證；單用萊菔子消積導滯，又會加重氣虛。兩者合用相制而相成，故《本草新編》說：“人參得萊菔子，其功更神。”故相惡配伍原則上應當避免，但也有可利用的一面。由此可以解釋，為什么歷代本草文獻中所列相惡藥物達百種以上，而臨床醫家并不將相惡配伍通作配伍禁忌對待。
　　(六)相反
　　即兩種藥物合用，能產生或增強毒性反應或副作用。如“十八反”、“十九畏”中的若干藥物(見“用藥禁忌”)。
　　上述六個方面，其變化關系可以概括為四項，即在配伍應用的情況。
　　1.有些藥物因產生協同作用而增進療效，是臨床用藥時要充分利用的。
　　2.有些藥物可能互相拮抗而抵消、削弱原有功效，用藥時應加以注意。
　　3.有些藥物則由于相互作用，而能減輕或消除原有的毒性或副作用，在應用毒性藥或烈性藥時必須考慮用。
　　4.一些藥物因相互作用而產生或增強毒副作用，屬于配伍禁忌，原則上應避免配用。
　　基于上述，可知從單味藥到配伍應用，是通過很長的實踐與認...